又闻阳信大鼓声
上元节前的一场春雪下得纷纷扬扬,一扫冬日的沉闷与枯燥,在弥漫的春雪中,世界变得灵动活泼起来。春雪,滋润着干冷的大地,也滋润着游子的乡愁。刚过午时,几个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朋友,在索然无味中相约去附近的庙会走走……
步入庙会的古街,绕过一条窄窄的小巷,跨上高高的石拱桥,一种久违的熟悉的声音突然冲进了耳鼓,本来情绪低落的我精神不由为之一振。这声音,激荡着我的心灵,撩拨着我的心弦;这声音,如同飘落的春雪,在微风中融化成甘洌的清泉,瞬时洗涤了我的心灵。循声望去,熟悉的场景让我的心一步跨入了那久违了的旧日的时光……
一条杂树丛生,蒹葭密布的护城河簇拥着乡村高高的圩墙,走过护城河上的石拱桥,穿过厚重的圩子门,便步入了鲁北平原厌次之地的一座古老乡村。伫立街口,顺S形大街向村中望去,只见一棵瘦骨嶙峋的古槐巍然屹立在当街的宽敞处。这株老槐树既是古老乡村的标志,也是古老乡村的保护神。炎炎夏日,枝叶繁茂的老槐为乘凉的乡亲,打铁的匠人,走买做卖的小贩儿纳一方阴凉。进入隆冬,朔风吹落满树的枯叶,只剩下干瘪的槐豆悬挂在瘦硬的虬枝间,在无可奈何的摇晃中诉说着自己过往的辉煌。这个季节,古槐仍不必担心寂寞。因为到了这个季节,树下便成了冬闲时人们喜闻乐见的说书场。这不,还没等西边地平线上余晖散尽,还没等说书的开场,槐树底下便开始热闹了起来。抢占地盘的孩子们,走街串巷的生意人,四邻八乡的好事者,都陆陆续续聚集到了树下。就连老槐枝头干瘪的槐豆也不安分的顺风荡悠着,如同人们焦灼热望的心绪。在槐豆的荡悠中,树下早已摆好了桌椅和说书的道具,孩子们也已安静地坐在了小板凳上,眼巴巴地盼着说书先生的到来。因为,只有等说书先生来了,才好听到昨晚让人担心而又牵挂的余味未尽的故事。说起这话来,这说书的先生还真有些气人,每说到热闹关键处,偏偏唱道:“咱一直说来一直有,啥时候说到大天明!”此时鼓槌一敲,弦声便戛然而止,紧接着是一句让人特别失望的道白:“要知后事如何,明晚再做下回分解!”随说着随开始,没商量得收拾道具,拆散鼓架……所以,逼的人们下晚都会早早地来到树下,生怕耽误了说书先生的下回分解……
虽然这说书不过一桌一椅一扇一鼓一弦一惊堂木而已,但,说书先生的表演却是特别的引人入胜。每每到了天晚,在人们等得心焦的时候,才见穿着长袍马褂的说书先生不紧不慢地向说书场一步一步地踱了过来,那动作,那姿态,没等说书,先生就把派头拿了出来……
无论什么季节,说书先生出场都习惯拿一把折扇,到桌边稍稍一站,不露声色地向说书场内黑压压的人群扫视片刻后,才不紧不慢地放下手中折扇,又不紧不慢地支起鼓架,放在发着昏黄灯光的马提灯旁,再从布口袋里掏出一张扁圆的小鼓放到鼓架上。这时才见说书先生两眼一瞪,腮帮子一鼓,抄起鼓槌,咚咚咚向鼓猛敲几下,一旁弹弦的女弟子听到鼓声便开始拨动着琴弦,调整着声调……此时,激越的鼓声和断断续续的调弦声挠得人们心痒起来……此情此景颇有些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味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人们眼巴巴望着说书先生一个又一个不紧不慢的动作,心像猫抓一样的着急……听到鼓响弦拨,以为就要开场了,却见说书先生又把鼓槌放了下来,拿眼看看旁边调试琴弦的女弟子,再端起一杯不烫不凉的茶水,夸张地猛喝一口,然后慢慢放下茶杯,随着又重新拿起鼓槌,咚咚咚又是猛敲几声鼓子,这时,调琴女弟子的弦音也有了曲调……再见说书先生拿起惊堂木突然向桌上一拍,“啪”的一声,全场立马安静了下来。此时,女弟子用纤纤玉手向弦面一捂,弦声戛然而止,转过头来,用一种敬仰的眼神看着师傅……此时的师傅仍不紧不慢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长袍,一挽衣袖,拿起鼓槌,向鼓子又“咚!咚!咚!”连敲三下,向黑压压的人群作了个罗圈揖,故意托着长腔,用一种低哑的嗓音开口了:
“各位父老乡亲,不嫌俺嗓门哑言,胡蒙熏耳,听俺慢慢地背练——一——回——呀!”
声音落定,弦声响起,说书先生向上抬脸,在鼓点声中便唱了起来:
“上一回咱说了个上半本下半本,咱还有半本没有交代清——”
悦耳的“阳信大鼓”唱腔在琴弦的伴奏下一下子响满了全场:
“愿意听说书,
你往那正南上看,正南上,
来了白马白袍将一名,
要问白袍将军的名和姓,
大罗庄上可有个门庭——”
听众们听到这里兴奋了起来,不知是谁家小孩站起来高喊了一声,“是罗成!”。还没等喊完就被大人强按着坐下,“好好听说书!”大人压低声音训斥道。说书先生闻惊不变,继续按自己的路数唱了下去……
开场白唱完,说书先生又抿下一口茶,清清嗓子,旁边女弟子又轻拨三弦琴,清澈动听的旋律便自指间如流水般淌了出来。旋即,一段用方言唱出的传统曲目,阳信大鼓名段《罗成算卦》便响彻了说书场的上空,观众席上一片静寂,待弦音方落,说书场上便响起了如潮的掌声……
虽然人们都习惯把鼓书艺人叫做“说书的”,其实“说书的”是在“唱书”。阳信民间“说书的”艺人数不胜数,就单单人们掰着手指头数上来的就有左金奎、姚四、张义兴、李荣德等人……可往往数着数着又记不起还有谁忘数了……
有一年的正月十六,月亮特别的亮,也特别的圆。草王庄老槐树底下又来了个说书人。条桌上的一盏马灯在月光下变成了一个黄点。一位在阳信名不列“经传”的盲人“说书的”戴着一副黑黑的墨镜踱上场来,摸索着完成了表演前的工序后,喝一口弹弦的女伴递上来的茶水,惊堂木一拍,开口说道:
“太阳一出红似火,
左金奎说书不如我!”
刚说到这里,台下是一片的惊讶,在阳信说书界里居然还有人敢说这样的大话,几个年老的“左粉”立马愤愤不平地提起马扎几欲离开……恰当台下混乱之时,盲人又不紧不慢地喝口水,微微一笑,开口又道:
“不如我吃的多,拉的多,拾大粪的喜欢我!”
听到这里,台下一片欢笑,几个“左粉”也满意地坐了下来……
小小说书场,乾坤大世界,在说书场里不但可以知古今,也可以知远近。从中获得独有的快乐,消除一天疲劳,忘却某些的烦恼和不快,在说书人的带领下进入另一个世界。
也就是六七十年代吧,阳信一带农村有事没事的找个借口请“说书的”说几天书,已经成了村里场面人的一种体面。听说谁家雇了“说书的”庄乡爷们不但去帮忙,还要随份子。晚上说书散了场,还要摆宴席,请随份子的做客吃酒。更不用说什么结婚嫁娶了,孩生日娘满月了,贺寿过生日的,“说书的”总是要请的,不请会没面子的。
有一年,由于村里请说书的排上了号,左金奎先生在草王庄竟连续“说书”说了三个月。当时左先生夸下海口,答应每次开正书前都要奉送上一个小段(小故事)。谁知三月下来竟然也“江郎才尽”,无小段可以奉送了。这天晚上,让人们催促的没办法,左先去就应激现编了一个,只见他煞有介事地一敲鼓子,拿眼向天空望去,猛然开口:
“燕儿往南飞,
尾巴冲东——呀!”
听到这里台下一片惊呼!
“为—啥—呀?”
左先生用鼓槌一敲鼓子,再喝口水,慢条斯理地开口说道:
“歪——尾——巴——呀!”
听到这里台下一片哗然……
有道是“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说书场里的听众情绪随鼓书情节的起伏而起伏,随鼓书人物的快乐而快乐……“说书”艺人如同施上魔法一样,带人们在古人中穿越。即使到了夜深收场,人们还都意犹未尽,替鼓书中人物担忧着,争论着,恋恋不舍地回家做梦去了……
当年的“说书”场,不要想象成一张桌子,周围坐几个人那么简单。当年的“说书”场可以说也是人山人海,听“说书”的听众仅次于唱大戏时的观众的人数。而且“说书”场周边也少不了走买做卖的,什么捏面人儿的,吹糖人儿的,敲着小锣卖糖的,敲着梆子卖“果子”的,还有卖炒花生的,换“小人书”的,换“火烧模”等等做生意的多的去了。这些生意也就开场前热闹那么一阵子,等“说书”开场了,做生意的也美滋滋地听起了“说书”来。那时的听“说书”的不但有本村的,还有周边邻村的也来凑热闹。好多人家还专门去接稍远点的亲戚过来听“说书”。
有一年,草王庄的王者堂雇了个说书的是沧州一带的。这个说书的不敲鼓子也不用弹弦,而是敲一张小铜锣!说唱几句就“咣!咣!咣!”敲上几下。说的好像是周扒皮剃头……
剃头的师傅问周扒皮:
“周员外打算要个什么发型呀?”周扒皮答:
“俺要个,得瓜铮亮,可没有毛的!”“咣!咣!咣!”
由于人们听不惯,说了一晚上就走人了。
说书的虽然走了,可王者堂却留下了话巴,村人们都开玩笑地说:
“王者堂,不在行,雇了个说书的敲咣咣!”
阳信大鼓来源于“鼓子快书”,据记载显示,“鼓子快书”在清代乾隆时期即已形成。表演时一人左手持木板,右手持鼓楗,站立说唱中轮番敲击木板和书鼓,使其与说唱相配合,另有人持三弦专司伴奏。
上世纪五十年代,李荣德先生在原来河北一带“和老峰”调的基础上,结合西河大鼓的韵调,经过长期摸索,反复说唱,加入两块木板做伴奏乐器,逐步形成独特新颖的阳信大鼓演唱形式。以不用或少用伴奏人员、机动灵活、行动方便为依托,形成木板、铜板清脆响亮,曲调婉转悠扬的说唱特色,此曲一出,在阳信县深受群众喜爱。李荣德先生的阳信大鼓刚柔相济、腔正韵圆,板鼓说唱完美结合,人物故事紧凑感人,逐步被大家普遍接受和喜爱。
随着演出实践和不断创新,李荣德先生搜集创作出的部分曲目,如《呼家将》《刘公案》《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许多根据历史题材及长篇小说改编而来的节目渐渐推上舞台。当时,由李荣德先生演唱的阳信大鼓《一盆葚子》《送鸡蛋》等反映现实生活的小段子,在参加惠民地区(现为滨州市)文艺节目汇演中,获一等奖。那个年代,说书先生的每次出场演出都得提前邀请,“牛气”一点都不亚于现在的演艺明星。
六七十年代,农村的文艺文化娱乐生活不但形式多种多样,也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阳信一带的鼓书演艺事业也步入了辉煌。阳信的曲艺队伍,发展成为门类最全、程度最高的一个演艺集团。到了1980年,李荣德先生被中国曲艺家协会山东分会吸收为会员,至此,阳信大鼓进入了事业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下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李王联姻使阳信大鼓进入了最为辉煌顶峰——
王秀兰的父亲王振连是阳信县洋湖乡洋湖村的农民,擅长西河大鼓,耳濡目染,王秀兰五兄妹从小都对西河大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王秀兰,对西河大鼓的兴趣最为浓厚。1982年,王秀兰高中毕业后便正式跟着父亲学习说唱西河大鼓。
1985年王秀兰与李荣德先生之子李希海结婚,嫁到李家后,王秀兰更是如鱼得水,与丈夫一唱一弹,再加上公公李荣德的精心培养,阳信大鼓说唱技艺突飞猛进。演出的足迹不但走遍了阳信大地,其影响力很快波及到了周边地区,一时间,淄博、潍坊、烟台都曾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在多年的艺术表演中,王秀兰先生获得了很多奖项。先后被中国曲艺家协会山东分会接收为会员,被滨州市曲艺家协会接纳为理事。
如果说当年的唱大戏是乡村节日盛筵,那么,阳信大鼓就是乡村独有的风味美餐。六七十年代,阳信的鼓书艺人涌出了许多后起之秀。正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鼓书艺人王秀兰就是后起之秀的典型代表。鼓书艺人在“说书”的同时,还创“书”,他们在表演过程中,根据故事小说改编了许多人们喜闻乐见,适合当前形势的鼓书作品,比如,歌颂抗日英雄的《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歌颂解放战争的《林海雪原》《红嫂》《高玉宝》《红岩》等现代曲目,还有《杨家将》《呼家将》《薛家将》《刘公案》《响马传》《岳飞传》《秦英征西》《五女兴唐》《小英烈》《鹦哥记》等传统曲目。六七十年代,在农村群众众多的娱乐形式中,阳信大鼓一度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心头菜”“开心锁”。每每“说书的”讲到精彩处,掌声和笑声连成一片,木板“梆”的一声,鼓子“咚”的一响,能让好多听书的乡亲心里痒上好一阵子……
阳信大鼓,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速和繁荣,全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关怀。1951年,为繁荣阳信的文艺生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遍访曲艺人才,对曲艺表演进行集中学习和培训,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鼓书院。这一举措,不但繁荣了阳信的文化事业,也使曲艺人的曲艺水平有了一个空前的提高。当时鼓书院在编艺人就有56人。到了1961年,阳信鼓书院更名为“阳信曲艺队”的时候。阳信曲艺队培养出著名的鼓书艺术家就多达33人,民间鼓书艺人更是遍布阳信。当时,担任正副主任的著名鼓书艺术家张义兴、李荣德先生为阳信大鼓的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体制变革的推进,鼓书演艺事业也受到了冲击,处于鼎盛时期的阳信曲艺队和闻名遐迩的阳信杂技团,影响颇深的吕剧团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由于种种原因都被解散了。
解散后的鼓书艺人一下子成了无家可归的浪子。很多鼓书艺人虑及阳信鼓书事业的前途,黯然至于泣下。
到了进入了本世纪初,阳信人忽然又想起了久违的阳信大鼓,把阳信大鼓挖掘出来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和传承。到了2009年又专门成立了阳信鼓书院。寻访民间老艺人,将仅存的25位民间传承人又集中在了一起。集中起来的艺人见面之后,不由得悲喜交加。到了2009年9月27日,阳信大鼓已被列入省级或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虽然阳信鼓书院的成立,申遗的成功,算是将阳信大鼓保留了下来,但依然有一个难题萦绕在所有老艺人的心头——当初的25位老艺人在世的只剩下了20位,而且都难以找到新的传人。而这20人中有5人因为身体原因已经不能再说书。老艺人们的平均年龄都快70岁了,他们的说书艺术还能在世间保留多久?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丢失太可惜了。2013年,说唱木板大鼓的75岁老艺人万风亭不幸去世,随后又有几位老艺人相继离世,为了留点念想,鼓书院为说书老艺人录制了影像资料。
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心甘情愿地跟老艺人们学习这些传统艺术了,所以招收学艺的徒弟已经成了一个难题。现在所谓的阳信鼓书院只不过是成了一个老艺人们集中在一起抱团求生存的地方,阳信大鼓是不是还能传承下去,就很难乐观了。传统曲艺的保护,不仅需要把老一辈的艺术“留下来”,更要“传下去”。然而如今,一切都是追求利润和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市场化运作的市场化运作,不应该市场化运作的也市场化运作。人心的浮躁,生活的短平快,曲艺工作收入的低微等问题导致了传统曲艺的传承困难,民间的自发传承更是前途渺茫。
为了让传统曲艺后继有人,阳信县文化馆也连续几年为鼓书院的老艺人们举办收徒仪式。但即使招收到徒弟,也并非像以前一样把曲艺当作一种事业了,大多数的所谓徒弟只是把鼓书当作了一种业余爱好,做茶余饭后助助兴而已。更不能像以前的曲艺艺人一样说唱长篇大书了……
春雪依旧飘洒,阳信大鼓婉转的余言在异乡的土地上依旧绕梁,一种“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的情绪忽然萦绕心头。可这种“落泪”和“担忧”却并不完全是“评书”和“古人”的过错了!但愿这种“落泪”和“担忧”是一种杞人忧天吧!
(作者 李玉德)